1977年，學家星斗蘇秉琦（左）在河姆渡遺址“摸陶片”

（神秘的蘇秉地球uux.cn報道）據光明日報（作者：郭大順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蘇秉琦（1909—1997），河北省高陽縣人。琦告考古學家。別燭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獨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滿天北京大學教授。考古1952年至1982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學家星斗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主要著作有《斗雞臺溝東區墓葬》《蘇秉琦考古論述選集》《華人·龍的琦告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等。
蘇秉琦先生是別燭我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導師。1968年我分配到遼寧工作后，獨照仍然經常得到先生的滿天指導，特別是考古隨著遼寧西部山區東山嘴、牛河梁等紅山文化遺址的發現，向先生請益機會更多。1996年底還有幸陪先生到深圳寫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在與蘇先生的長期接觸中，對他一生不平凡的學術經歷和從考古實踐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思想不斷有新的了解和領會。
走自己的路
1934年，剛大學畢業進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組工作，蘇秉琦就參加了陜西寶雞斗雞臺遺址的發掘，后來又主持了發掘材料的整理和考古報告書的編寫。
斗雞臺遺址是北平研究院探索周、秦初期文化計劃中首選的發掘地點。在溝東區，兩個年度發掘到上百座小型土坑墓和上千件器物，如何用這些“啞巴”材料達到預定的學術目標？那時正值抗戰時期，整理工作從西安到北京再到昆明。在缺少參考材料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初學者，蘇秉琦在困惑中艱難摸索，在對每一件器物從細部特征到制作方法都作了仔細觀察和記錄后，選擇瓦鬲為切入點和重點，對墓葬和器物逐一分類。將全部40件瓦鬲分為A、B、C、D四型，有的型還分為亞型，每型又分為若干式，由此排出了這批墓葬的年代分期、階段特征和瓦鬲形態的演變過程：從四五千年前出現A型鬲（袋足鬲）到公元前五世紀前后D型鬲（矮足鬲）演變為釜，這2000多年正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段，而不同地區的鬲又各有發展脈絡。由此，他將一種古代器物與中國歷史文化的起源與演變相聯系：瓦鬲這種“中國古文化所特有的、在古代中原和北方普遍應用、形制特殊、存在時間長久而又變化敏感的三足器，不但可以目為中華古文化的代表化石，對于追溯中華古文化的始源與流變問題更具有特別的意義”。
這是中國考古界第一次系統運用分型分式法，將器物按其形態差別而劃分為型、亞型和式別，也是第一次根據遺跡、遺物的共存關系來判斷各單位的相對年代。地層學和類型學是近代考古學的基本方法。系統的類型學方法，是瑞典人蒙特留斯在1903年建立的。蘇秉琦從中國考古的實際材料出發，正確運用和發展了這種方法論。此后的考古學研究中，皆以此為范例，形成普遍使用的“型”和“式”的概念，蘇秉琦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奠基人。
50年代末，在陜西華縣北大考古實習工地，蘇秉琦繼續用類型學方法研究仰韶文化并輔導學生，受學生們提出的“見物不見人”等意見的觸動，開始思考中國考古學的走向問題。
當時遇到的問題，一是“硬套”，指學習蘇聯初期經驗，把考古學簡單理解為物質文化史；一是“生搬”，指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發展史的有關論點和自己的論著鑲嵌在一起，考古學的具體研究仍然是干巴巴的空殼，終是不能深入膚理。那一時段他反復思考的問題是：學科發展的需要與社會的需要兩者怎樣才能結合得更好？學生們提出考古學“見物不見人”，那個“人”字不就是社會的人嗎？考古學文化不就是屬于人們共同體即社會的遺存嗎？透過遺存就可以見到人。社會是運動發展的，而以往對考古文化遺存的研究，總停留在靜態的定性描述。看來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里，只有運用唯物辯證法，把考古文化視作一種運動的物質，找到它的運動規律，才能達到“見物又見人”的目的。
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研究成果，體現在1965年他在《考古學報》第一期上發表的《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該文把仰韶文化作為一種運動物質，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在紛繁龐雜的諸多因素中，分析出半坡和廟底溝兩種類型，是距今6000年前后活動在以華山為核心的八百里秦川內外的兩個平行發展的人們共同體。他還分析出仰韶文化后期氏族制由上升走向瓦解的大量因素和中心區東部發展快于西部的不平衡性現象。這就不僅揭示出仰韶文化所反映的特定時間和特定地區的具體歷史，而且找到一條在唯物辯證法指導下考察各種考古學文化的有效方法。
這是繼類型學之后，蘇秉琦為研究考古學文化樹立的又一個典范。此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符合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已在他的心中提上了日程。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考古工作在全國各省區的普遍開展，周鄰地區不斷有與中原發展水平相近甚至更為先進的考古發現，這使習慣于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史學觀受到挑戰，蘇秉琦敏銳地把握住這種新形勢，及時總結，提出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區系類型的理論。
70年代初，在河南信陽干校進行“業余考古”時，他已開始思考全國考古文化的區系劃分。回京后，他親臨多地，對全國積累的考古資料，分區進行研究。從1979年起，他連續發表文章，將中國人口密集地區在萬年以內劃分為相對穩定的六大文化區系：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洞庭湖、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環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六大區古文化各有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區內和區間大致同步演變又相互影響，指出這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及春秋戰國時期晉、楚、秦、齊、燕、吳越、巴蜀諸文化，從史前時期就已形成的文化淵源和傳統，從而為秦漢統一大帝國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是在全國各地考古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既是對中國考古學文化的規律性揭示，又是一種最基礎的研究方法，于是迅速被視為學科的指導思想，考古工作從此加快步伐。大家雖然對這個理論的具體理解不盡相同，卻普遍認識到，在“多元一體”共識的基礎上，這一理論還認為，多元不等于對等，平衡中孕育著不平衡，各大區的發展進程又是有先有后的，區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又是有主有次的，在這方面，周鄰地區率先產生某種進步因素并向中原匯集的情況屢見不鮮，形成如車輻聚于車轂，而不像光和熱那樣由中原向四周放射，通過長期的交匯與融合，不斷組合和重組，使得中華文化豐富多彩，連綿不斷，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無限的創造力和巨大的凝聚力。考古學以此為轉折點，從半個多世紀以來以積累經驗、資料和基礎理論建設為主，真正進入到以復原古史為主的新時期。其直接結果是，再一次叩啟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大門。
古史重建
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通行的史學觀點卻認為中國的文明史只能從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為傳說時代對待，原因是缺乏實物證據。
蘇秉琦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體會到，中國文明起源這一重大課題的解決，最終要靠考古學，考古工作者要時刻意識到這是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因為中國文明的起源，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課題，而且是牽動億萬人心的大事。由于他對此有清醒認識，所以當20世紀80年代以來遼西紅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晉南陶寺文化和此前的山東大汶口文化、嶺南石峽文化接踵顯現出社會變革跡象時，他最早捕捉到其中不同尋常的學術意義和社會影響。在1985年5月于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上，他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場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討論即將開始，而他自己，除了以極大的熱情來迎接考古界的這一喜人新形勢以外，更注重理論上的建樹，從而始終站在這場大討論的第一線，把握著討論的方向。
由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在實踐中的不斷發展，使蘇秉琦在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時，在關注中原地區的同時，也將注意力轉向中原以外地區。1983年遼寧西部東山嘴、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遺址發現后，他把重點更多地移到燕山南北地區，于1985年9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著名論斷：“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時的城和鎮，而不必專指特定含義的城市，古國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三者聯系起來的新概念在于，把史前文化中與古城古國相聯系的那部分加以突出，與社會分工、社會關系分化相應的，區別于一般村落的遺址、墓地在原始社會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間或五千年前的若干個地點都已找到了線索。”“考古發現的大遺址規格就是古城古國所在，秦漢設郡都是以當地古國為基礎的。”可以看出，這是蘇秉琦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考古實際的深化。在此認識基礎上，他提出了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的文明觀。
在文明起源討論中，大家常常將注意力集中到文明起源的標準和進入文明社會的具體時間上，蘇秉琦則主張不必在概念上過多糾纏。那么，他此時在思考什么問題呢？
1985年11月，蘇秉琦在山西侯馬舉行的晉文化討論會上作題為《晉文化問題》的學術報告，以一首詩《晉文化頌》為綱：“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
這首詩從字面上看，是把當時從中原到北方有關的考古發現，分為三個大的時期進行了系統而形象的概括，以此作為晉文化形成的歷史背景，其實際所要表達的含義是，以北方與中原經晉中南的文化關系為重點，將遼西、三北（冀北、晉北、陜北）、晉中南和中原連成一線，以突出晉文化的樞紐地位。原來他正在思考的問題，是從區間考古文化的相互關系進一步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這已涉及文明起源的動力和機制問題了。他還從文化關系中歸納出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裂變、碰撞與融合。
一年以后，蘇秉琦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一文中，對這首詩的含義，作了更深層次的解釋，那就是從考古學上追溯中華文化的根，復原五帝時代的歷史。
這是一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文章對從距今五六千年到三四千年間北方與中原古文化交匯的路線、形式、過程、對接點和后果，以嚴密的邏輯和準確的語言，作了精練的闡述。源于華山腳下以玫瑰花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遼西以龍鱗紋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紅山文化，由大凌河源南下，它們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產生了以龍紋與玫瑰花結合的文化群體，紅山文化壇廟冢就是它們相遇后迸發出的文明火花。到晉南的陶寺文化，又具有匯聚北方、東南沿海諸多因素的綜合體性質，并為夏商周三代在中原的先后興起奠了基。這一先南北碰撞后西北和東南向一起匯聚的演變軌跡，與古史記載的“五帝三王”時“諸侯相侵伐”，繼之“堯舜禪讓”，再后的“逐鹿中原”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社會背景相吻合，這就使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的五帝傳說，從考古文化中理出了頭緒。
以史前考古復原五帝時代的歷史，是幾代歷史考古學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卻又因疑古與信古之爭而成為一個敏感領域。蘇秉琦將強烈的使命感貫注到反復的實踐—理論—再實踐—再認識過程中，研究成果雖有些出人意料，卻有根有據：“當我們提出，從華山腳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區，再南下到晉南，這一古文化活動交流的路線時，我們并沒有引《五帝本紀》，但卻與《史記》記載相同，我們是從考古學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再去對照歷史傳說，就可以相互印證，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機的結合。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歷史與考古的結合終于找到了一條理想的通路。”
微觀方法與宏觀思維
在談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時，蘇秉琦先生經常引用一句古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前者要求走向世界，面對未來，后者要求做到如生物學那樣的分子水平。這是學科方法論上從微觀入手到宏觀思維的比喻，也是衡量中國考古學是否成為真正科學的標準。其實，這也是蘇秉琦先生本人學術歷程的真實寫照。
提起從微觀入手，考古界都熟知蘇先生摸陶片的“功夫”。到那時，陪同者總會被他的專心致志和觀察事物的細微所吸引，有時又不免感到有些神秘。先生在回顧他整理斗雞臺發掘材料時“如癡似呆”摸瓦鬲的經歷時，以哲學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對于陶器，如果以為僅憑視覺觀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體驗，那就錯了。科學是以邏輯思維反映客觀世界，藝術是以形象思維反映客觀世界。根據我的實踐體驗，形象思維對于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決不下于邏輯思維，而手感對于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由于悟出了形象思維的重要性，才使那次瓦鬲研究的成果成為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奠基之作，后又對瓦鬲的起源找到了可靠線索，那是在北方的河北張家口和內蒙古河曲地區仰韶文化末期到龍山文化早期的遺址里，都找到了小口尖底瓶晚期形式與早期鬲相銜接的實例。
由此他聯想到甲骨文中的“丙”和“酉”字，前者與原始鬲相近，后者則同晚期小口尖底瓶惟妙惟肖，這就從五千年前后這兩種代表性器物的演變中，找到了兩個甲骨文字最初創意時的物證，而這兩個字都是屬于與祭祀禮儀有關的“干支”系列，從而把鬲的起源與文字的起源，也就是與文明起源的具體進程聯系起來了。
這種考古學特有的從微觀到宏觀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也表現在蘇秉琦對仰韶文化的分析中。他在從仰韶文化眾多特征中緊緊抓住廟底溝類型的標志性紋樣——抽象化的玫瑰花，此圖案在分布中心區演變序列有頭有尾，更影響到大半個中國，是仰韶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種因素。顯然，它與中華文化的起源息息相關。于是，他由“花”引申出“華”，以為“華山”就是由活動在華山腳下的以玫瑰花圖案為標志的原始人群而得名的，今天我們自稱“華族”“華人”也淵源與此。
蘇秉琦由微觀到宏觀的研究方法，在他的晚年達到高峰，那就是提出了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接軌，古與今接軌的目標。
關于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接軌，是在90年代緊接著重建中國史前史的號召之后提出來的。那時，他把中華傳統的淵源向前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歸納為四句話：“超百萬年的‘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國和兩千年中華一統實體。”以為有了這個對“國情”的基本認識，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比較就有了成熟的條件。
在我國，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相對薄弱。蘇秉琦從區系觀點出發，將中國六大區系概括為面向大陸和面向海洋的兩大塊，分別與歐亞大陸和環太平洋的兩大塊相銜接，這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基本格局。他特別重視古史所記的“四裔”地區作為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銜接點和橋梁的作用。由此看出，東西方文明之間從來就不是封閉的，它們各有獨立發展道路、特征，同時又頻繁交流，有著相近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進而他又提出“人類文明一元性”的觀點，因為地球是獨一無二的。
蘇秉琦是考古界的思想家，他提出考古要哲學化，這尤其體現在他人生最后幾年對中國考古學實現古與今接軌、與未來接軌的思考。他以為，這并不是遙遠而不可及的事。
其實，早在他把全國考古文化劃分六大區時，就是考慮到建國以來幾經變化但在現實生活中起作用的六個行政大區的劃分。他始終強調，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最終目的，是闡明把十億人凝聚到一起的中國文化體系的基礎結構及其形成過程，是為了認識中華、振興中華、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
從一種器物到一個考古學文化，再到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從中國文明起源的系統論述，到世界的中國考古學和歷史與現代化、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等古今一體的設想，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是大跨度的，卻是一步步扎扎實實走過來的。
布衣教授的情懷
1994年秋，北京大學考古系為蘇秉琦先生舉辦85歲誕辰慶祝會時，學生們稱先生為“布衣教授”，這不僅是指他除在中國考古學會這一民間學術團體被推選為理事長以外，從未擔任過任何社會職務，更是對先生高尚人格的贊譽。
不過，蘇先生自稱是幸運者，這指的一是事業，一是學生。
從1952年起，北京大學受文化部委托，連續舉辦了三期考古訓練班，同年，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立。蘇秉琦先生作為培訓班的主要籌劃者和考古專業的創始者、負責人，將考古研究與教學相結合，在建立教學體系和培養人才方面，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在北大考古專業初創時期，他主持了教學計劃、教學方案和實習計劃的制定。與他多年共事的宿白先生說，蘇先生將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時期貢獻給了北大考古教學工作。
因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只有北大設有正規的考古專業，70年代以后，在各地大學創建的考古專業，也大多是以北大畢業的同學為教學骨干、以北大的教學為模式的。所以，蘇秉琦先生作為大學考古教學的創始人，可以稱為是名副其實的桃李滿天下。
每一個與蘇秉琦先生接觸過的人，都有會被他那富于遠見的思維脈絡和幽默又耐人尋味的比喻所吸引，所感染，并在實際工作中被一再證明，從而始終尊先生為引路人和指導者。
學問上的收獲之外，學生們更為欽佩的，是先生那一顆愛國的赤子之心。考古界流傳著蘇先生用個人經費資助考古發掘的事。那是1934年發掘斗雞臺因經費短缺面臨停工時，他從西安自家工廠中籌措了一筆數目不菲的款項。對此，蘇先生從未談起，有學生問到，先生只淡淡地說：“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因為先生想得更多的，是中國考古學幾十年來的巨大變化，他常常為趕上這個新時代而興奮不已。他一再強調，考古是人民的事業，不是少數專業工作者的事。為此，他力主學科要堅持科學化與大眾化的發展方向。先生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一文被選為1988年高考語文閱讀試題，1994年《蘇秉琦考古論述選集》一書獲首屆國家圖書獎。社會的反響與認可，使他感到，我們的路子走對了。
先生晚年思維仍十分活躍，學術思想的發展明顯加快。他希望多做些事，也意識到“歲月不饒人”。在人生的最后幾年，他已有了“對后人要有個交代”的想法，并促成最后一本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在他彌留之際問世。與蘇秉琦先生同時倡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費孝通先生在北大百年校慶紀念文章中，評價這本書“代表了北大對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實事求是研究的傳統，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自覺”。先生確信，有已創建并繼續發展的學科理論體系，有不斷壯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派，中國考古學面向世界、面對未來的道路會越走越寬。對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他已寄希望于年輕和更年輕的一代。所以，他欣慰地說：“21世紀的考古學，我看到了。”《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02日11版）